“一城山色半城湖”是古人对泉城济南的赞美，也是对济南的真实写照。如果说“山”是济南的风骨，那么“水”就是济南的灵魂。
山东省济南市，因居于古济水之南而得名，其后济水消失，大清河取而代之，后来黄河发生了决口，河水夺路北上，穿过山东运河，经小盐河，最终流入大清河，并由此入海。
在济南，黄河是济水、大清河生命的延续，三河接力哺育济南，见证和参与着济南的诞生、成长和发展。
水系变迁孕育文明
济水赫赫有名，为“四渎”（长江、黄河、淮河、济水）之一，根据《禹贡》记载，济水发源于河南省济源市王屋山上的太乙池，流经河南、山东入海。
济水是我国最早的“盐河”和“丝路”，秦汉之前，中原地区很大程度上依赖济水通道运输贡品和物资。魏晋以后，河南境内的济水河道已经湮没，鲁西湖区（巨野泽等）成为济水稳定的源头，济水始有“清河”之名。隋代开挖通济渠后，济水的巨野泽以上河段日渐废弃，巨野泽以下河段逐渐以“清水”为名，但济水之名不废。
南宋初年，刘豫在金朝扶持下建立政权。为便于将广饶一带的海盐运至历城再分销各地，刘豫征集民工在历城华山筑泺堰，使泺水分流，北支入北清河，南支导入济水故道，并沿途开挖疏通，使之蜿蜒东流约五百里，至马车渎入海。此河因傍依改道后的北清河，遂名“小清河”。大清河、小清河作为“黄金水道”，千帆竞渡，海盐之利带动商业贸易。
过去，济南并非中心城市，济南城地位上升得益于元明两代发达的内河航运体系，特别是贯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济南成为繁华的水陆码头、盐业中心。同时，济南地区扼守大小清河与京杭大运河交通要道、物流枢纽，使得济南缘运而聚商，依商而成市，随市而显貌，成为发达的内陆港口城市。济南通过大清河、小清河与大运河构成水网运输体系，一度成为“水陆四通”之地。
明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将山东布政司从青州迁到济南，济南府、历城县、山东盐运司、督抚军门等各级军政机关也纷纷迁入，济南的地位开始超越青州，直至今天仍是山东的省会。
黄河改道创造机遇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冲断了京杭大运河，侵占大清河河道，运河南北之间的漕运被迫停止。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贯通中国南北的津浦铁路大通道从济南经过，时至今日，黄河上的泺口百年铁路大桥还在使用。当时，连接小清河黄台码头和黄河泺口码头的运盐铁路“清泺小铁路”，与胶济铁路连接黄台桥支线铁路接通，实现了黄河、小清河、津浦、胶济互通货运。
胶济铁路、津浦铁路的开通改变了传统商路运输方式，形成以铁路为主干，陆运商路与黄河、小清河水路运输相配合的运输方式。津浦、胶济两条铁路交会于济南，一者通江、一者出海，将北京、天津、上海与沿线的冀鲁苏皖四省连接起来，并担负青岛和烟台等港口进出口物资运输和中转任务，将传统运输与铁路运输融合形成了新的交通系统。
胶济、津浦铁路与黄河、小清河航运联运，对济南来说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的变革，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让济南从一个内陆城市，通江达海走出国门。
黄河之水推动发展
黄河是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每年将4亿吨泥沙堆积在下游河道里，河床一旦淤积抬高到一定程度，就容易发生决口、改道，历史上曾周而复始。而济南的城市形态受南部山区和北部黄河岸堤两面夹峙，只能向东西两个方向发展。
随着济南槐荫、天桥、历城黄河大堤建成一期标准化堤防，由堤防、险工、河道整治工程和蓄滞洪区组成的高标准防洪工程体系初步建成，为新时期黄河堤防管理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让济南的防洪保障有了底气，推动携河发展提上议程。
2017年，济南黄河隧道开工建设，开启黄河天堑由水上跨越到水下穿越的新时代。
2018年，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获批建设，济南得以跨过黄河继续发展。
2021年，国务院批复《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建设实施方案》，意味着济南的北跨进入了实质性的实施阶段。
济南是个缺水的城市。20世纪90年代，济南开始建设黄河水厂，同时鹊山水库和玉清湖水库两大引黄水库相继建成，让济南的供水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地表水和地下水供应量比例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2:8转换成8:2，黄河水成为了济南供水的主力军。
此外，在全力保障黄河安澜的基础上，济南加快建设黄河生态风貌带示范段，打造人河城相协调的生态廊道和城市绿轴，一处处生态景观成为黄河生态安全屏障。
当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与济南的“母亲河”相互融合，古济水、大清河、黄河共同承载了济南的历史和文化，见证了济南古往今来的繁华与变迁，促进着济南发展。如今，这里正在不断延续着黄河和济南的千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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