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村坝,位于山东省泰安市东平县的东南方,大汶河和大清河的交界处,上游大汶河孕育了大汶口文化,下游大清河自东向西流往八百里水泊东平湖,戴村坝南侧是明初人工开挖的小汶河,可直插京杭大运河,被称为京杭大运河的“运河之心”。 戴村坝始建于明朝永乐年间,至今已有600多年,是京杭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工程的要件。大坝像一条巨龙横卧在波涛汹涌的大汶河之上,将拦截之水通过小汶河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水流在这里“七分向北朝天子,三分往南接皇粮”,因而戴村坝享有“北方都江堰”美誉,毛泽东曾称赞它“是个了不起的工程”。2014年戴村坝入选京杭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2017年成为山东省唯一一个国家水情教育基地。 “引汶济运” 明代初年,黄河多次决口、改道,造成下游河道淤积,京杭大运河河道堵塞,漕运不畅,严重影响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明成祖朱棣为实现南粮北运,在元代京杭运河的基础上,对重要河段进行疏浚改造。京杭运河的制高点和分水岭在济宁南旺段,所处位置比北边的临清高出30米,比南边江苏徐州高出40米。但由于南旺地势高而形成水脊,使南旺以北河段时常处于浅水或无水状态,即便在丰水期,南旺以北的运河水量仍然不足,漕船至此往往难以通行,重载的漕船更是寸步难行。 明永乐九年,明成祖朱棣针对黄河连年为患的现状,为保证南粮北调,命工部尚书宋礼来此治理,开始了对黄河与大运河统筹治理,拉开“引汶济运”的序幕。 2002年,大运河被纳入了“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在山东以地下隧洞方式穿过黄河,成为连接黄河两岸输水干线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时隔数百年,黄河与大运河再次握手,为人民造福。 奇思妙想 1411年,当时的朝廷开始修建戴村坝,征调民夫16.5万人,历时八年时间完成,以“借水行舟、引汶济运、挖诸泉、修水柜”的治理方案,破除元代堽城坝,使汶水不再流入洸河,在汶水下游南城子附近拦河筑坝,遏汶水进入小汶河,引流到南旺分水口,通过河底部的鱼脊状石拨,将汶水分流南北,实现水量分配的“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成功解决了京杭大运河“水脊”缺水的难题。戴村坝的功能等同于人的“心脏”,因此被誉为“运河之心”,保证了京杭大运河明清两代500年漕运畅通。 戴村坝分为三部分,从南向北依次为:主石坝、太皇堤和三合土坝。三部分既各自独立,又相辅相成,互为利用,互为保护。最南端的主石坝呈南北向长443米,自身又分三段,北边一段叫玲珑坝,中间一段叫乱石坝,南边一段叫滚水坝。滚水坝在三坝中最低,它的作用是在汶水开始上涨、小汶河河水位超过安全界线后向西漫水,以防小汶河决口。北边的玲珑坝比滚水坝高0.1米,中间的乱石坝又比玲珑坝高0.2米。随着汶水水位的升降,三坝分级漫水,可调蓄河水储量。戴村坝在防汛工作中承担着固定河槽、控制河势、拦沙缓洪等作用,是重要防洪工程。 戴村坝修筑难度大、技术含量高、功能发挥绝,既有水利工程精髓的传承,又有独特的技术创造。戴村坝的技术有“三绝”:一是在沙滩上用木桩筑坝,技术处理堪称“一绝”;二是分级漫水,达到排洪防溢,调蓄汶水以济运的目的,科学设计又是“一绝”;三是一坝使运河兴国旺家数百年,功能发挥也是“一绝”。古时候没有钢筋水泥。坝体内采用柏树打桩,用糯米汁和杨树汁搅拌浇筑。大坝为石结构,巨大的石料镶砌精密牢固,石与石之间采用束腰锁扣法,一个个铁扣相连,把整个大坝锁为一体。 戴村坝的建成,彻底解决了大运河的“心脏病”,“八百斛之舟迅流无滞”,每年的运力增加至400万石左右,10倍于元朝。沿河德州、临清、济宁等11处府州县成长为全国重要城市。戴村坝被中国大运河申遗考察组赞誉为“中国古代第一坝”“运河之心”。 人文生态 作为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跨度最长的人工河,大运河承载着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和奔涌不息的命脉,促进了我国南北经济交流、社会进步和文化融合。 近代以来因黄河改道,漕运中断,小汶河口也于1959年被堵,戴村坝失去了引汶济运的功能。2022年4月,水利部启动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行动。4月底,随着山东、天津两地节制闸开启,京杭大运河全线水流贯通,实现了百年来京杭大运河首次全线通水。戴村坝,这颗镶嵌在运河之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也再次焕发光彩。 近年来,山东省大力推进京杭大运河保护与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相结合,古运河沿线城市、城镇、乡村和景区逐渐成为文旅融合之地,大运河恢复生命,两岸重现生机。戴村坝成为了游客心向往之的游览观光地,更成为了运河文化、水工文化、建筑文化的地标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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